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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環境治理視角的生態文明建設：中國方案與智慧
發布時間：2021-10-09瀏覽量： 次發布人：科學雜志1915
生態文明建設是全球環境治理的重要領域，而生物多樣性是生態文明的重要基礎。我國經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理論探索，以及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生態保護紅線、生態修復與科技創新、生態補償機制等實踐和推廣，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并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與智慧。在此過程中，有很多值得向世界講述的中國環保故事。
目前，在全球治理重要組成部分的全球環境治理中，生態文明建設是重要領域之一。生態文明一般是指人類社會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態，它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為目標，以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為內涵，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其目的是實現可持續發展。
生態文明建設的中國方案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方略
2012年，我國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任務，包括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以及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1]。經過多年來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推廣，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正逐步向前推進并取得顯著成效。
在理論探索方面，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僅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的理論指南，還在生態價值追求上實現了國內與國際兩個層面的邏輯統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和歷史淵源，它既是對主要包括辯證與實踐的自然觀、唯物主義的生態自然觀、人與自然統一和諧的新社會三個層面的人與自然關系重要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我國傳統生態文化的傳承和弘揚[2,3]。它基于我國國情判斷，樹立和踐行尊重、順應與保護自然的科學理念，將生態文明納入基本國策，制定相關指導方針和發展方式，規劃建設目標，實施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任務，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科學嚴密的邏輯體系。這一思想理論體系的本質要求在于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4]。
在實踐推廣方面，2013年以來，我國相繼出臺了40多項涉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案，從而初步構建起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體系。從國家到地方層面推出眾多舉措，例如，創新戰略環境評價制度，優化區域經濟社會布局、結構與規模，統籌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與生態安全；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打贏藍天保衛戰，把它作為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重中之重，從而促進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堅持“綠盾”自然保護區監督檢查專項行動，遏制自然保護區受侵蝕和破壞的趨勢，改善自然保護區的生態環境；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和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加強自然生態系統原真性和完整性保護，并使之成為生態文明建設新的里程碑。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和成就得到了廣泛認可：在國內，生態文明建設深入人心；在國際上，得到聯合國等機構和學者高度評價，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全新概念,給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帶來了希望[5]。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與全球環境治理的契合
當今國際社會需要共同解決工業文明帶來的諸多問題，通過全球環境治理，攜手推進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如全球變暖）和環境污染已被聯合國列為三大全球性危機。其中，生物多樣性是指某個地區所有或特定類群的生命體、生態因子以及相關生態過程（物質循環、能量流動等）的總和，主要包括基因、物種、生態系統三個層次。從全球環境治理視角看，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都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密切相關，其共同目標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一方面，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呼吁全世界共同采取行動，消除貧困，保護地球、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和未來，這充分反映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需求。在2015年由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一致通過、作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組成部分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中，“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續發展”和“保護、恢復和促進可持續利用陸地生態系統，可持續森林管理，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兩項目標分別直接涉及水體和陸地的生物多樣性保護[6]。與此同時，許多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則直接或間接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因此，生物多樣性保護是實現相關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鍵因素，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成的，而生物多樣性的持續下降和由此導致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降低將危及那些可持續發展目標。
另一方面，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喪失之間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7]。據預測，氣候變化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驅動因素，因而需要積極探索能同時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此外，解決生物多樣性受到的其他壓力也有助于增加海洋和陸地生態系統捕獲和儲存碳的能力，從而緩解氣候變化，并通過增強生態系統和農業生計的承受力，幫助全球適應不利的氣候和極端天氣的影響。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2021年發布的報告表明，需要實現變革，以解決導致氣候變化的根本性驅動因素，并著重指出今后10年采取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的緊迫性[8]。
我國倡導和推進的生態文明建設與全球環境治理目標契合，二者都在尋求解決生態環境領域的治理赤字，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自1992年以來，我國在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義務過程中呈現出從被動的追隨者、積極的參與者到主動的貢獻者三種角色的轉換過程，轉換的時間節點相對清晰[9]。在角色轉變的背后，是我國經濟發展理念、生態環境利益認知、科技水平和全球環境治理態度的共同推進。不僅如此，《生物多樣性公約》提出到2050年實現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和惠益分享，以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愿景。在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進程中，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化解環境污染等生態危機、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了范例。
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
從生態文明角度認識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作為生態系統的生物成分，生物多樣性提供了巨大的生態系統服務。生態系統服務是指生態系統為人類社會提供的各種服務和產品，例如固碳、食物和纖維。因此，生物多樣性連接了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福祉，是人—地系統耦合的關鍵。研究顯示，生物多樣性每年為人類提供的服務價值遠高于人類經濟生產價值。通過貨幣化核算，2011年全球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達125萬億美元，而同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為68.85萬億美元[10]。人類生存與發展主要還依賴自然生態系統強大的服務功能，例如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及遺傳多樣性給農林牧漁新品種培育提供的基因儲備，而這些生態系統服務在一定程度上與生物多樣性水平密切相關。因此，生物多樣性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
各種人類活動會引起土地利用和覆蓋變化，從而導致生態系統及其功能變化，從根本上改變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近年來，多地極端天氣頻發、北美洲野火肆虐、東非國家遭遇幾十年來最嚴重的蝗災……這些災害都不斷警示人類，必須深刻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需要采取變革性措施來扭轉生物多樣性不斷惡化的趨勢。2019年，IPBES發布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導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非常嚴重，這已經對世界的經濟、糧食安全、飲用水，以及人們的生計和生活質量造成危害；在亞太地區，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空間變化趨勢差異較大，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和鳥類的數量在下降，外來物種入侵是導致生物多樣性嚴重喪失的驅動因素之一，而保護區在覆蓋范圍和管理方面仍需加強。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僅是生態文明的本質要求，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理念之一。基于此，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生物多樣性既是生態文明建設重要的物質基礎和載體，也是衡量生態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集中體現[11]，因而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生態文明建設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生物多樣性保護及其可持續利用來推進，而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也需要在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和框架下進行[12]。所以，正確認識并處理好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是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成功的前提。
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體現
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作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體現，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實踐。
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流化
主流化（mainstreaming）在國際上已被認為是最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措施之一。依托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基礎，我國逐步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并得以實施[13]，從而避免“先破壞后保護”，做到防患于未然，使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同步進行。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和評估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并探討如何在經濟學中考慮這些人類最珍貴的自然資本。據統計，在2018年及此前幾年，我國每年投入在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公共財政資金達2600億元人民幣（約占GDP的0.3%），是2008年投入的6倍。相比之下，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2019年全球資金（包括公共和私人來源的資金）流向生物多樣性約占全球名義GDP（即貨幣GDP）的0.1%。在作為生態文明建設領域重要制度創新之一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下，我國大面積自然生態系統得到系統、完整地保護，部分珍稀瀕危物種野外種群正逐步恢復。
通過劃定生態保護紅線保護了最重要的生態空間
生態保護紅線是指在生態空間范圍內具有特殊重要生態功能、必須強制性嚴格保護的區域，是保障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底線與生命線。它是結合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根據保護需要提出的創新性舉措，也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特有的概念，于2017年被國家正式采用。生態保護紅線的范圍主要包括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國家公園、濕地公園和飲用水源地，以及其他重要區域如生態廊道和極小種群棲息地。截至2020年，我國初步劃定的生態保護紅線面積約占全國總面積的25%，覆蓋了大量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與脆弱區、生物多樣性分布的關鍵區域；保護了全國近40%的水源涵養與洪水調蓄功能、約32%的防風固沙功能，以及約45%的固碳量[14]。
通過生態修復提升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我國對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濕地、海洋等生態系統開展了一系列重大生態修復工程，例如在“十三五”期間開展了撫仙湖等25個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修復工程試點。這些生態修復工程不僅有助于野生動植物的保護，而且極大地增加了生態系統的碳封存功能[13]，提升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生態系統穩定性。以流域保護為例，在2020年，長江流域重點水域開始實施“十年禁漁”制度，而且它作為修復長江水生生態系統的關鍵之舉，已開始在長江水生生物資源恢復中發揮作用。在2021年上半年，東北虎、亞洲象、豹、棕熊和貉等野生動物頻頻出現在人類聚居區，這一方面說明無論在荒野還是城市，部分野生動物的自然種群正在顯著地恢復，另一方面說明局部的人與野生動物沖突與共存將是未來需要解決的命題。
此外，自從《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于1981年4月8日正式在我國生效以來，我國堅定履行該公約義務，建立以《野生動物保護法》《野生植物保護條例》《瀕危野生動植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為主體的履約立法體系，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效，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我國在該公約秘書處組織的履約國內立法評估中被評為最高等級，多次獲得公約秘書長表彰證書、克拉克·巴文獎，以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亞洲環境執法獎等獎項。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案例和中國智慧的國際影響力
我國通過政府主導頂層設計并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創新保護方式，加大生態修復力度，協同推進減貧與可持續發展、社會共同參與等機制和具體實踐案例，總結出大量成功經驗，生態文明建設成就有目共睹。
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浙江的“安吉密碼”
2005年，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湖州市安吉縣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思想（即“兩山”理論）。10余年來，安吉縣堅定不移地踐行“兩山”理論，從工業立縣轉型到生態立縣，讓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成功把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經濟高質量、可持續地增長，這就是我國生態文明發展的“安吉密碼”。作為“兩山”理論的誕生地和實踐地，安吉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走在全國前列并樹立了成功樣板。
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上海崇明生態島建設模式
崇明生態島建設經歷了從20世紀末開始的早期探索、戰略定位、規劃先導，到21世紀初的科技引領和有序推進的過程。近10年，崇明發生巨變，綠色經濟蓬勃發展，在自然生態、人居生態和產業生態三個方面的建設成效贏得了國際聲譽。崇明島生態建設的理念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綠色經濟理念一致，因而UNEP將它作為典型案例編入綠色經濟教材，建議全球42個島國學習。
荒漠治理與綠色發展：“地球衛士”河北塞罕壩的紅色精神
河北塞罕壩依靠制度優勢和保障、科技創新等方式，把高原荒漠變成綠水青山，實現了生態、經濟、社會三大效益的統一，成功探索出一種生態文明建設模式：荒漠化成功治理依靠艱苦奮斗的紅色精神，這是塞罕壩荒漠治理的靈魂。近年來，塞罕壩每年為京津地區輸送干凈的水1.37億立方米、釋放氧氣55萬噸，生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2017年，塞罕壩榮獲聯合國環保最高獎項——“地球衛士獎”，成為全球環境治理的“中國榜樣”。
河湖管理與體制創新：省市縣鄉四級河長體系構建與實施
2003年，浙江省長興縣在全國率先實行河長制；2018年，我國全面建立河長制。河長制是以保護水資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環境、修復水生態為主要任務，構建責任明確、協調有序、監管嚴格、保護有力的河湖管理保護機制，為維護河湖健康、實現河湖功能永續利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主要組織形式是由各級黨政主要負責人擔任所在行政區域的“河長”，領導相應河湖的管理和保護。聯合國有關機構認為，中國的河長制是非常具有啟示性的體制。
流域治理與機制創新：新安江流域跨省治理的生態補償
新安江流域橫跨皖浙兩省，是長三角地區重要的生態屏障，其中千島湖（即新安江水庫）是該流域最重要的水庫之一。2010年前，新安江流域上下游經濟發展差距持續拉大，產生對流域生態保護方面的紛爭。2011年，國家啟動新安江流域水資源和生態環境綜合保護補償試點，這是全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實踐：由財政部和原環保部牽頭組織，每年安排補償資金5億元用于新安江的綜合保護，其中皖浙兩省各出資1億元；只要上游的安徽省出境水質達標，下游的浙江省每年補償安徽1億元，否則將由安徽省每年補償浙江省1億元；實施3年后，這一機制讓新安江的水質得到改善。該補償機制經過三輪不斷創新和完善，逐步建立起經濟生態生產總值（GEEP）綜合核算體系和基于環境市場配置的生態激勵機制，生態、經濟、社會效益明顯遞增，使新安江成為全國水質最好的河流之一，為跨省流域生態補償提供了“新安江典范”。
生態修復與科技創新：崇明東灘互花米草生態控制與鳥類棲息地優化
包含上海崇明東灘鳥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下稱崇明東灘保護區）在內的崇明東灘國際重要濕地是我國最典型、生物多樣性極為豐富的河口潮汐型灘涂濕地之一，但在21世紀初，該濕地遭受外來物種互花米草的大面積入侵，鳥類等生物多樣性急劇下降。因此，這片新生河口濕地的生態修復對于它的保育及履行《國際濕地公約》義務有重大意義。相關部門在“圍、割、淹、曬、種、調”綜合生態修復技術路線支撐下，于2013年啟動崇明東灘保護區互花米草生態控制與鳥類棲息地優化工程，歷時5年完成了互花米草生態控制、鳥類棲息地優化和科研監測設施建設。此后，該保護區內的互花米草被清除，鳥類數量大幅增加。該工程不僅先后榮獲“2016年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第十屆“中華環境優秀獎”（2019年）、首屆“生態中國濕地保護示范獎”（2019年）等獎項，而且美、英、澳等國及國際組織20多批次前來學習這項“可復制、可推廣”的外來種入侵治理和灘涂濕地保護的中國經驗。
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科技創新：鄱陽湖越冬鳥類適宜棲息地調控與管理
鄱陽湖是我國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東亞地區水鳥越冬棲息和覓食的重要場所，特別是全球瀕危物種白鶴在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路線上最重要但目前僅存的越冬地。然而近20年，長江上游來水、全球氣候變化等因素使鄱陽湖的水文發生較大變化，直接和間接影響到越冬鳥類的棲息和覓食。多個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聯合有關機構，對湖區鳥類棲息地、種群動態與濕地植被演替的關系進行研究，探索出綜合管理和調控子湖水位的關鍵技術，確保整個越冬期能為鳥類提供適宜的棲息地，尤其是為全球95%的白鶴提供了越冬地。
政府主導與多方合作：長江濕地保護網絡的示范作用
該網絡是在2007年由原國家林業局（今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主導、世界自然基金會推動成立的我國第一個大河流域濕地保護網絡，也是由濕地管理機構、研究單位、社會團體和公眾廣泛參與的區域戰略合作平臺。10余年來，這一網絡推動了長江流域濕地的保護與可持續利用，明顯改善50多種珍稀瀕危物種的生存狀況。它創造性地運用網絡模式，突破行政區劃，踐行大河流域管理理念，大幅提升長江流域濕地有效管理能力與公眾參與意識，成為大河流域濕地保護的范例。
以上案例僅僅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的管中窺豹和縮影。這些實踐經驗為我國贏得了世界贊譽，提高了國際影響力。UNEP理事會會議在2013年通過了推廣中國生態文明理念的決定草案，UNEP在2016年發布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這都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理念走向世界；“綠色發展”“生態文明”等詞匯已被納入聯合國文件，這是中國智慧對全球環境治理的貢獻。2017年，UNEP發布《中國庫布其生態財富評估報告》，為全球防治荒漠化提供了中國方案。2020年9月，我國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前發布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中國在行動》，系統闡述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經驗成就和立場主張，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應對保護與發展的挑戰提供了思考方向，并為共謀全球生態文明之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智慧。
講好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故事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環境治理等生態文明建設的國際傳播方面，有很多值得講述的中國故事，需要進一步探索生態文明國際傳播路徑。由于當前生態危機所引發的全球“共情”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意識形態偏見，保護環境已成為共識，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視角和切入點。2021年4—8月，我國云南西雙版納15頭野生亞洲象北移近500千米并南歸的事件就是這樣一個優秀案例，它客觀、鮮活、生動地反映了中國多年以來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成就。這是一次人與大型野生動物的生動交流，受到全球媒體的廣泛關注與持續報道，也是對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水平、生態文明理念、生態倫理素養的考驗。我國政府為野象保駕護航的處置措施，地方企業在野象經過時關燈停產，以及民眾對野象的反應，不僅確保了野象的平安回歸，還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稱贊[15]。在整個進程中，全社會體現出對生命與自然的尊重，進而上升到生態文明的高度，而國內外媒體的報道基于上述共識，也達到“共情傳播”的效果。這種講“中國故事”的方式不僅能在西方社會得到高度認可，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逐漸被主流輿論所接受。
我國應立足生物多樣性保護，借助國內外主流媒體、重要國際活動等平臺和渠道，以國際視野來講述生態文明建設成就，用典型實踐說話，傳播中國生態文明建設聲音，以此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共同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路。
